一、苴却砚就是历史上突然下落不明的泸石砚

　　泸石砚的记载首见于宋（此前暂无据可考）。宋淳熙进士，历官校书郎高似孙著《砚笔）》4卷，书中收录当时中国名砚67种，泸石砚是其中之一。此书在泸石砚的条目下，引用山谷铭：“泸川石砚，黯黑受墨，视万崖中，正砦白眉。”考黄山谷（1045-1105年）铭，原载于《豫章黄先生文集》第13卷，即《任从简镜研铭》一文，说明泸石砚石材产于泸路川，石材甚大，任君原作镜、砚、屏三用合一，而黄专作砚。据《宋?地理志》载泸州、泸川郡，受泸川军节度同治，因而泸石砚产于泸川，也即是泸州。但高、黄文只说泸石砚产于泸川，而没说明产于泸川何地。宋时泸川所辖地域较广，除辖3个县外，还辖18个羁摩洲（羁摩洲是唐、宋王朝为治理和笼络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行政长官由各族首领担任，并世袭），姚洲则是其中之一。考姚洲，（自唐初武德四年（621年）设置，当在若水（今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处下游南岸，滇池以北一带，古称“不毛之地”，五代迄宋为戎洲所辖。宋初，又将姚洲改为泸洲所辖。至元朝中叶，世祖亲征云南，加速云南开发，改变了秦汉以来云南东北一带归属四川管辖的建制格局，从而使姚洲脱离与泸州的隶属关系，归属云南所辖。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姚安府，辖姚洲、大姚两县。据《清史稿?地理志》载，大姚县折出东北部靠金沙江南岸地区置苴却巡检司，现今大龙潭彝族乡属其所辖，1929年苴却巡检司改制为永仁县，1965年成立渡口市（今为攀枝花市），将云南永仁县靠金沙江一带（包括大龙潭彝族乡）划归渡口市，又再属四川所辖。

　　考泸州所辖各地除大龙潭彝族乡外，均无砚石资源与制砚产地等资料可查。况《山谷全集》中载有黄诗《答五道济寺函观许道宁山水图》有“蛮溪大砚磨松烟”之句。蛮，系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姚洲，不但地属南方，且又是彝族聚居地，无疑点明泸石砚产地属姚洲。由此推论，大龙潭彝族乡是当时泸州境内惟一有砚石资源的产地。可是苴却砚宋时又何不称为姚砚而称为泸石砚呢？究其原因，姚洲当时受泸州所辖，加之砚石产地大龙潭也属泸水流域，称泸石砚，也算内涵二者兼顾之意。那么泸石砚后来又为什么改名为苴却砚呢？由于自元朝中叶姚洲与泸州脱离隶属关系，致使姚洲所产石砚逐渐不再把它与泸州联系，泸石砚的名称也就慢慢被人淡化遗忘，而可能因苴却巡检宋光枢1909年选属地所产砚3方，正名为苴却砚，送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展，所以泸石砚就顺理成章地易名为“苴却砚”了。泸石砚制作的鼎盛时期，当在北宋宣和以前。元代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年）所著《道园学古录》中级有《谢书巢赠泸石砚》诗：“巢翁新得泸州砚，拂拭尘埃送老樵。毁壁复完知故物，沉沙俄出认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泛春冰地应潮。恐召相如今草檄，为怀诸葛渡军遥”。虞诗对这方砚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及材质的天然美都给予高度评价，而且把它与四川名人、史事相联系，既为相如当年草檄未能享用此砚而感叹，又为诸葛亮率军渡泸推动“不毛之地”的经济文化（包括制砚业）的进步发展之功而感怀（诸葛亮渡泸地点，据资料，应在南丝绸之路的拉鲊古渡。拉鲊属大龙潭彝族乡所辖，砚石资源和石砚产地距古道不上千米）。说明虞对这方泸石砚极为珍重，可见在宋、元之世，泸石砚在砚林中享有的地位。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苴却砚孕育于泸水，凝聚了泸水的历史文化和风彩。苴却砚就是历史上突然下落不明的泸石砚，现今大龙潭彝族乡即是泸石砚（今为苴却砚）的发祥地。

　　二、苴却砚的历史沿革

　　泸石砚的发祥地—大龙潭彝族乡，地处古代称为彝蛮聚居的“不毛之地”。在唐代以前，经济文化处于闭关落后状态，所需文化用品大多要靠外地输入。至唐中宋景龙之年（(707年），唐击败吐蕃势力后，设置了云南安抚司，加强对云南的经营，促进了中原经济文化向云南的输入。同时南诏国在政治上效仿唐制，崇尚儒学，曾先后派数千人前往四川成都“习孔子之诗书”及汉人先进的各行技艺，从而推动了云南经济文化之发展，对笔、墨、纸、砚的需求也必然相应增多。作为毗邻姚洲，也理应受其影响，于是就认识了解砚及其砚石材质，发现了优质的苴却砚石，继而采石制砚。但由于地处偏僻，交通极为不便，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外部条件，因而只能是处于自制自用阶段，很少外流中原，故少记载。

　　清朝时期，由于两湖、三江及四川移民大量迁人云南，加之治理上实行“改土归流”策略，从而使汉人官吏增加。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加，经济文化也伴随输入，加快了云南各行业的发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也随之活跃，古南丝绸之路过往马帮络绎不绝，为苴却砚的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促使苴却砚制作由封闭型向商品流通型发展，从而形成专业作坊的生产规模。

　　据永仁县志记载，早在咸丰年间，大龙潭彝乡就有从事制砚者，到同治、光绪、宣统渐盛，昆明已有专营苴却砚商号，每年岁尾，有大理、丽江、西昌、会理等地商贩前来大龙潭彝族乡收购石砚运到各地赴会销售（民族节日兼物资交流），而当地也有不惧路途艰、险、匪盗横行，往返一次近千公里奔波于大龙潭至昆明间的贩运者。可见，大龙潭彝族乡民间制砚产销业已初成规模。

　　从多次走访目前尚健在的雕砚遗老高联新等老艺人得知，从他们记事起大龙潭彝族乡的坡头、新村、凹糯3个自然村，就有专事制砚者，其中以钱秉初、张文怀、姚魁斋技艺较高，每任县长都请他们刻1方大砚置放于公堂（姚氏后图地利人和之便运石到苴却街办厂）)3位各带徒授艺，三五人，十几人不等，高联新老人即从师其舅张文怀学艺。经询问得知，钱、张、姚的祖籍都是江西人，入滇已历15代（约顺治年间人滇）。而江西产砚历史悠久，故有他们祖上就怀有制砚之技入滇之可能。高联新老人说，在他的师祖辈有位寸秉信先生（1854-1913年），因家贫，12岁学制砚，经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技艺深得同行称赞，颇负盛誉。苴却巡检宋光枢取苴却砚3方送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展一举人选，作品极有可能出自寸手。民国二年（1913年），云南省政府拟运苴却石到昆明办砚厂，命寸先生前往昆传授制砚技艺，但寸未及起程即病故，实为憾事。尔后，其长子寸怀龙继承父业，但因技艺平平而无起色。

　　从在附近所收集的古苴却砚分析归纳，有以下特点：款式多为正方、长方或圆形规则砚，大多由底和盖两个部分组成。底具实用功能，盖稍加雕饰在增加实用效果的同时也体现其观赏价值。造型以实用为主，雕饰古朴厚重，具有汉晋遗风，显见受其影响。题材大多以龙凤、花鸟或装饰图案为主，大多具有象征寓意或田园气息；构图简洁明快，注重对比，倾向写真，着意巧形俏色；工艺上大多采用浅浮雕，技艺一般。但从当时砚制作的外部环境，制作者的综合素质状况及其制作工具来看，能取得如此成就也实非易事，足以叹为奇迹。

　　既然苴却砚石质地优良、制砚历史悠久，又为何名不见经传？究其原因主要有3点：其一，由于苴却砚产地大龙潭彝族乡为僻远荒蛮之地，自然环境闭关，交通阻绝，流通滞碍。苴却砚虽得天时，却失地利之便，故只落得纵天生丽质但无缘识君的埋没遭遇。其二，因经济文化落后，地广人稀，读书用砚者就更少，故制作仅限自用，虽偶有流传，却也只属私交馈赠，故终难形成商品生产规模。其三，没有明、清时期皇上钦定御用，名人珍藏，士儒皆用的社会环境氛围，失去书画名家躬亲制砚、丰富和发展砚雕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完美体现砚艺观赏价值和文化价值，把制砚的技艺及砚的综合价值推向顶峰的黄金时期，导致大龙潭苴却砚工艺长期滞留在唐宋时期水平。

　　三、国运昌，艺术兴。

　　20世纪80年代，苴却砚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有识之士的关注支持下，获得新生，重放异彩，受到国内外行家的好评，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党、政、军领导，国内外知名人士，书画界名宿毫老，鉴赏收藏界专家学者纷纷为苴却砚写诗题辞，誉为“文化精粹”、“砚中奇品”，“国之瑰宝”。这是对苴却砚价值的权威定论。国内外40多家新闻单位对苴却砚作了详尽的报道。开拓者心智的凝洁，为苴却砚的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近年来，除砚艺更加精益求精外，又成功地开发出骨灰盒、墓碑、盆景、家具、屏风、壁挂、茶具、酒具、饰佩、象棋、麻将、高级建筑贴面等系列产品，获《全国“七．五”星火科技成果博览会》金奖、《亚太国际经贸博览会》金奖、《中国名砚博览会》金奖，从而标志着大龙潭苴却砚已跻身于中国名砚前列。

　　在中国的名砚“家族”中，过去人们只知道歙砚、端砚、洮河砚、澄泥砚，对苴却砚了解不多。其实，苴却砚不但历史悠久，也曾经有过辉煌。

　　苴却砚源远流长。早在一百多年前，苴却砚就成为继端砚之后的又一颗明珠。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云南省大姚县据却巡检宋光枢取三方苴却砚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展，受到好评，被选为文房佳品。解放前，在当地从事砚雕的已有近三十户人家。由于地域偏僻，交通闭塞，所雕石砚销售困难，抑制了工艺的发展。1952年土地改革中，农民分得土地后，便放弃了雕刻石砚而专事农业。苴却砚遂湮没无闻。

　　20世纪80年代，经过一批志力于苴却砚开发的艺术家的努力，沉寂百年的蜀中奇珍重现于世。

　　1988年8月，攀枝花市工艺美术协会在成都举办苴却砚作品观摩会。李少言、岑学恭、张士莹、刘云泉、刘奇晋等数十名书画界、学术界名家出席了展览会。四川大学博物馆成思元教授、历史系刘弱水教授以及四川省博物馆省文物志主编李复华等专家鉴定苴却砚后，击掌惊叹，认为苴却砚实堪与我国名砚之首的端砚中之上品媲美。成思元教授即席挥毫赋诗：“龙虎风云绕砚床，神工鬼斧著华章，由来巴蜀文渊薮，苴却新葩匹歙端。”

　　1989年12月89 ,苴却砚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名誉会长方毅为苴却砚展览剪彩。108方苴却砚精品，石眼碧翠高洁，石质光润，手感清凉润泽，被书画家视为上品。砚上丰富的石品花纹，视之有环、有晕、有彩，石眼大者7公分以上，尺余砚上，多者达100余个，实属世上罕见。著名书法家启功、黄胄、溥杰等给予极高评价，赞颂备至。方毅、启功、董寿平、黄胄、千家驹、溥杰、王遐举、刘炳森、郑珉中等人为苴却砚写诗题字，称苴却砚为“砚中珍品”、“砚中瑰宝”、“砚中奇品”。

　　在攀枝花砚界，有一批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潜心苴却砚和苴却石雕艺术品的开发和研制，使苴却砚在全国的展赛中屡获殊荣，声名远播。

　　1991年11月，在北京“七五”星火 博览会上，攀枝花苴却砚《天女散花》、《犀牛望月》砚获得金奖。展出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乔石、李瑞环及国家科委的领导同志仔细地观看了苴却砚。

　　1994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名砚博览会”上，攀枝花苴却砚《牧归）和《岁寒三友）获得金奖。崭露头角的苴却砚受到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与故宫博物院专家的极高评价。他们说，在既参展、又参评的数十种砚种中，苴却砚的雕刻工艺与制作质量明显优于一些名砚，是参展、参评中当之无愧的一流砚种，完全可以和享誉一千多年的端、歙名砚一样，在中国几大名砚中占据一席之地。

　　199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出访日韩两国，九方攀枝花苴却砚作为国礼，分别被日本天皇、日本首相、日本参、众两院议长及韩国总统、总理、议长收藏，并受到高度评价。这年9月，苴却砚被故宫博物院选送到日本名古屋参加“中国古代珍品展”，备受称赞。随后，苴却砚便进入了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化用品市场，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极大关注。

　　1996年11月20日，攀枝花在香港中国文物展览馆举办苴却砚精品展览，300方砚中珍品首次在香港亮相。苴却砚以其奇特的魅力，征服了前来参观的香港各界名流。世界十大收藏家之一的徐展堂参观展览后，当即认购了数方苴却砚。

　　1997年10月，在第五届中国艺节四川省首届民族民间工艺博览会上，攀枝花苴却砚《百眼百猴砚王》获得金奖。

　　2002年4月，在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第十一届全国文房 四宝博览会暨首届全国名师精品大展上，《济公新传》砚获得金奖，《飞天》砚、《硕果》砚获得银奖。

　　2004年4月，在中国第十五届艺术博览会上，苴却砚 《卓玛》获得金奖。

　　2005年10月，在杭州西湖博览会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苴却砚《江山多娇》获得金奖。

　　2006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上，攀枝花市送展的苴却砚获得殊荣，被认定为“国之宝”——中国十大名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正式为罗氏兄弟石艺研究所授牌授证。在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文房四宝名师名砚精品大赛中，罗氏三兄弟创作的苴却砚《女娲补天》获得金奖。

　　攀枝花砚坛名师荟萃，使苴却砚的开发和研制达到了很高的水准。1996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在苴却砚开发与创作中成绩卓著的罗春明“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授予罗润先、任树斌、俞飞鹏、程学勇、张正廉、姚贵昌“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在此前后，罗伟先、张竣山等12位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以及数十位省级工艺美术师在攀枝花从事苴却砚的开发和制作。如今，攀枝花已有30多家100多名艺术家和雕刻师在从事苴却砚和苴却石艺术品的加工和创作。苴却石制品中已开发出壁挂、摆件、挂件、茶盘、镇纸、印章、笔架、笔筒、笔洗等产品，深受人们喜爱。